“游非洲”正在升温——中非旅游合作不断拓展

〔45〕注释:〔1〕法制是指法律制度、原则等，它关注的是秩序。

这种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序上是我国法治建设存在倒退危险的信号。虽然，我国并非典型意义上的税收国家，我国有我国的具体国情，但既然我国宪法已明文确立了民主、法治、人权、财产权保障等普世价值，如何选择实现这些宪法价值目标的路径值得我们思考。

财政为庶政之母，任何政府的存在与正常运转均仰赖于健全的财政作为后盾。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私人部门的决策最富有创造力和效率，道理很简单：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必然比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可靠，这是基于人性的、无需论证的一个基本的常识。[作者简介]高军（1972-），男，江苏淮安人，法学博士，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另一方面，国家必须依法征税，且征税所依之法必须是由公众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制定的法律，即所谓的无代表，无税收，而且该税法的内容必须合乎宪法，政府无权通过行政立法来对民众征税，因为道理很简单，由政府来决定征税事宜，从自利的角度必然是税越多越好。1、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

首先，我国税收法律化程度低。古代国家以所有权人身份？使统治权，对于其管辖领域内的一？财产都具有获取、分配及使用的权力，因此被称为所有权者国家。但在这种胜利主义的论调下，美国宪法被请上了神坛，塑造为偶像。

这绝不是阿克曼在故意危言耸听，以吸引宪法学者和普通公众的眼球。（Richard Posner, Not a Suicide Pact: The Constitution in a Time of National Emergen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民调政府则是相当晚近的正当性证成模式，它根源于社会科学力量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宰制。进入专题： 美国宪法 阿克曼 。在1990年的《我们人民》第一卷内，阿克曼虽然承认美国分权制在问责性（responsibility）、透明性（transparency）、和决断性（decisiveness）上比不上英国议会制，但坚持认为联邦党人的宪法至少避免了一个更大的邪恶：政客们在常规政治时期假借人民的名义而推行多数人派系的暴政。

因此，正是这些让总统成为历史上的共和国的守护者的同样特质，在新时期内有可能让总统成为美国共和传统的掘墓人。阿克曼在二元民主框架下的宪法正当性显然反对施米特式的政治决断。

在阿克曼看来，人民主权作为宪法正当性的概念目前正遭遇两种不同正当性证成模式的攻击，它们分别是阿克曼所说的危机政府（government by emergency）与民调政府（government by public opinion poll）。作为战争的打击对象，恐怖主义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节制的自由市场交易以及新型通讯技术相结合的一种产物。如果说这句话在美国语境内是要破除宪法学者的祖先崇拜，那么在中国语境内，则应当让我们反思我们理解美国宪法的角度和态度。这些人不是传统意义上政治中立的公务员，而通常是刚刚从美国最好的法学院毕业，甚至在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助理后来到司法部的青年精英。

国会每年都会休会，最高法院每年都要休庭，而总统却从不睡眠。而前任哈佛法学院院长，现已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卡根，曾在卸任克林顿白宫的法律顾问后发表过《总统府政府》。最后，互联网的兴起也在破坏传统新闻媒体的商业机制。阿玛教授的经典名言是，保卫美国自由的不是宪法，而是大西洋。

总统职位所具有的三种特质促进了总统职位的前述转型。面对着由资深美国史学家埃里克·方纳与新锐宪法学家艾德里安·弗穆勒共同组成的评议团，阿克曼向在场听众并且最终是向美国宪法学者乃至整个社会敲响了一声宪法的警钟：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

最后，司法部内的法律意见办公室和白宫内的总统法律顾问可以为总统的行为提供宪法和法律上的辩护。2010年4月，耶鲁法学院的布鲁斯·阿克曼教授应普林斯顿大学之邀发表当年度的塔纳人类价值讲座。

这些媒体专家可以设计出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宣传，再辅助以社会科学性的民意调查，从而回应、控制、塑造、并且在必要时候煽动群众性的民意，推销总统的极端政策。首先看总统是如何可能成为超凡魅力型的极端主义者。第三，国会两院和法院都是多人决策机构，但总统却是一人负责制，因此，总统更有效率。因此要理解美国宪法变革的正当性，关键在于理解阿克曼用以重组美国宪政史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危机政府时刻，总统可以通过雇佣的媒体化妆师操控并且无限制放大群众的恐惧心理，同时鼓吹国会缺乏决断行动的能力和专业知识，因此，分权和制衡不再是人民主权的制度要求，反而成为约束总统权力的紧身衣，毕竟宪法并不是一部自杀式的契约。参议院批准的程序尤其重要，尤其是在对立的政党控制参议院时，总统在选择人选时就不可能太政治化，因为提名太过极端的候选人经常会意味着参议院的否决。

在制宪先贤们设计联邦政府的蓝图时，他们将新国会视为最重要因此也是最危险的分支，正因此，制宪者选择将国会一分为二。总统之所以可以成为总统，应当是基于他在过去为共和国立下的汗马功勋，而不应当是在竞争性的选举中向社会大众许下的未来承诺。

而现在的美国总统则在白宫内控制着超过500名超级忠诚分子，总统通过这些仅效忠于他的精英官员向内阁各部和独立行政机构发号施令。无独有偶，民主理论大师达尔也曾在前述专著中指出：虽然我崇拜本杰明·富兰克林，但我认为他对于电的认识压根比不上现在的电气学院的一年级学生……事实上，在那第一次著名的风筝试验中，富兰克林没有被雷电电死已经是万幸。

普通的美国人已经学得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些数字：同样的一位总统，他在具有80%支持率时要比支持率在22%时具有多得多的民主正当性。好比经典的呼喊，民调数据表达的是政治意志在一个瞬间的抽搐，而无需经过问题的慎思明辨。

（Bruce Ackerman, The Failur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Jefferson, Marshall, and the Ris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全国性的政党和竞争性的选举出现后，总统很快成为了一个平民主义的职位，成为了人民的声音，在宪法时刻内成为历史的推动者。（Bruce Ackerman, Before the Next Attack: Preserving Civil Liberties in an Age of Terror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在阿克曼教授看来，小布什政府所进行的反恐战争就不是真正的战争。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纵向剖析阿克曼的宪法思想，那么在总统制（或者说是立法权和执法权分立的制度，因为英国式议会制内并不存在着内阁和议会的实质分权）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越来越悲观的阿克曼。因此，在阿克曼看来，民调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现代技术形式的呼喊：民意调查在制造出一连串的精确数字的同时，却掩盖了一个硬性的事实--大多数美国人对政治的无知是令人吃惊的。

而在这种宪法时刻，决断的正当性根源于群众在广场集会中回应领袖振臂一呼的狂热呼喊。例如，法律意见办公室会有超过20位的总统任命者。

作为一个群体，政治新闻的严肃报道者和评论者正在失业，取而代之的是在网络博客空间内的非职业报道，煽动政治因此失去了它的一道主要制约机制。这可以说是阿克曼抛下的一个重磅炸弹。

其次，我们有必要端正我们理解美国宪法的态度，理性地理解美国宪法的模式，同时尝试着理解吸收比较宪政理论内的理论贡献，最终是以开放的心态探索实现宪政的新途径。虽然大西洋可以让新生的美国隔绝于欧洲大陆的军事帝国，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话语就不存在于美国宪政传统中，尤其是几乎无处不在的战争隐喻。

新的传播技术可以让总统以及化妆师进行所谓的片段化的政治文宣（sound bite）。如果再放宽我们的视野，美国宪法的拜物教可以说是历史终结论在全球宪法学内的一种表现。我们应当反对的，同时阿克曼也在着力批判的是第二种形式的历史终结论，我在这里姑且称为帝国主义型的。我们可以向纳粹德国开战，而不能向V-2火箭开战。

而且，在内战结束后，美国宪法学的内部也存在着（宪法）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式论调。但本节并不拟讨论这个问题，而是希望把阿克曼关于共和国衰落的命题带回到比较宪政的语境内，从而在比较法的意义上讨论阿克曼命题对中国宪法学研究的意义。

全书旨在告诉读者，美国宪制内的最危险分支已经由国会变为总统。因此，本节必须在有限篇幅内重述阿克曼所诊断出的美国总统制的病理。

恰恰相反，从杰克逊到林肯、罗斯福，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总统都是共和国的挽救者。人民主权原则意味着人民存在于政府之外，国会、总统和法院都以不同的方式代表着人民，但却不是人民的化身或肉身。